除此之外，较有影响的还有《突崛》、《成师校刊》、《伊光》、《伊斯兰青年》等。这些刊物的创办，不仅带有学术研究的性质，而且丰富了回族文化生活，推动了回族文化运动的广泛开展。

４、到国外留学深造，求取新知识，以图更大的发展。自清末开始，回族知识分子开始竞相出国留学。起初不少人东渡日本，其数量也相当可观，仅“留东清真教育会”的会员就达三十六名。同时，大部分回族知识分子赴埃及或土耳其等国求学深造。随后就出现了由回族学校直接派遣的留学生团，前后共派遣了四届。所派学生基本上都是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云南明德中学和北平成达师范学校的优秀学生。这些回族留学生沟通了回族乃至中国同西亚、北非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友谊，加强了双方文化的交流，推动了回族文化运动的发展。

三

    发展文化教育，是开发民智的主要措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产生的这次回族知识分子的文化觉醒运动，客观上促进了回族各项社会事业的向前发展。它的特点是：

１、是回族知识分子文化觉醒下的一场民族运动。回族先民自唐、宋进入我国，至元、明时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进而成为我国的一大少数民族。由于回族的正式形成，汉语已成为他们共同的民族语言，但是伊斯兰教的经典都为阿拉伯文，大部分回族群众无法看懂，给伊斯兰教在广大群众中的广泛传播带来了困难。于是回族中的知识分子，在明末清初时掀起了以“以儒诠经”、“汉文译著”为内容的回族文化运动。他们发起的这次文化运动，仅仅局限于宗教意识形态领域，意在挽救宗教，通过汉文来学习宗教教义。这次运动之后，虽然出现了一大批汉文译著，推动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丰富了回族文化。但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回族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学习社会文化这一重要性。因此这次文化运动对回族社会的发展，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实际效果，以至于清末数次起义失败之后，回族中的知识分子才觉悟到，回族之所以被遭欺压，就是因为缺乏社会文化知识。他们掀起的这次文化运动，不是为了挽救宗教，而是为了振兴整个回回民族，使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宗教等各个方面都得到发展，彻底地从被压迫的深渊中站起来，与各族人民一起，创造新的社会环境。他们倡导宗教改良，推行新式教育，普及全民族的社会文化教育的文化运动，只是振兴整个民族过程中的第一步。因此我们说，它是回族知识分子文化觉醒下的一场民族运动。

２、具有浓郁伊斯兰教色彩的文化运动。伊斯兰教和回族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自元、明以来，回族的文化教育基本上以经堂式的宗教教育体现出来，及至清末时，经堂教育几乎取代了回族的整个教育。中国回族文化就是伊斯兰教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这次回族文化运动，绝不可能撇开伊斯兰宗教教育，而进行单纯的社会文化教育。所以，回族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提出了以改良宗教，阐扬伊斯兰文化，普及民族教育为宗旨的口号。所以这次文化运动，始终具有明显的伊斯兰教色彩。

３、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１９１７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掀起了全国性的新文化运动。在它的影响下，兴起的回族文化运动，也是这次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在团体中积极提倡宗教改良，以新式的现代教育制，代替陈旧保守的经堂教育方式，号召回民学习现代各类科学知识；在报刊上则有力地抨击当时的黑暗社会制度，阐扬民族精神，发扬伊斯兰固有的优秀文化。天津回族丁竹园、丁宝臣兄弟创办的《竹园白话报》、《正宗爱国报》等刊物，都以犀利的笔锋，大胆地揭露当时的黑暗社会“省省冗员多，省省捐税重”。大部分报刊上除了倡导发展文化教育外，还鼓励回族青年开阔视野，积极进取，把国家的命运同自己联系在一起，同各族人民一道，团结互助，不但要拯救自己的民族，而且还要振兴自己的国家。因此，这次回族文化运动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４、这次回族文化运动，和中国新文化运动一样，在兴起的初期也暴露出脱离群众的弱点，而且仅局限于东部文化较发达城市中的一些回族知识分子阶层，只是到了四十年代，才开始深入回族聚居的西北地区。因此我们说，二十世纪初是回族知识分子的文化觉醒时代。

这次回族文化运动尽管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带有浓郁的伊斯兰教色彩，但它毕竟是一次回族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对落后的回族社会灌注了新的血液，推动了回族社会的向前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果。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提倡宗教改良，以新式的现代教育制代替了陈旧而保守的经堂教育方式，大大丰富了回族文化。自明末清初到民国以前，回族的文化教育基本上以经堂教育方式为主，社会文化教育几近空白。经堂教育的特点是，在清真寺里招收满拉（学生）若干，由阿訇专门传授伊斯兰教教义，进行单纯的习经教育，其结果是培养了一批批宗教职业者，延续了伊斯兰教的发展，但对回族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却没有起到大的作用。这种教育只拘泥于教义的讲解，囿于清真寺里进行，具有明显的落后性和保守性，一般群众既不懂经文，也不懂汉文，回族文化也仅仅体现在伊斯兰宗教文化上。经过这次文化运动后，由于提倡中阿文并授的教育方式，培养了一大批兼通汉阿两文的回族知识分子。他们用汉文讲解伊斯兰教，翻译《古兰经》、《圣训》等伊斯兰经典，极力做到通俗易懂，以阐扬伊斯兰教的真谛。回族知识分子中，最早翻译《古兰经》的是王静斋。他用文言体、白话文和经堂语先后三次出版了《古兰经译解》。在他之后，还有几种汉文译本出版。同时，大量的汉译著作也不断问世，发展了中国伊斯兰文化，丰富了回族文化。

(２)、部分扭转了回族对汉文化的盲目排斥心理，消除了民族间隔阂，加强了民族团结。在清末西北回民大起义中，由于清政府采取民族离间政策，挑拨回汉关系，引起民族仇杀。这给回汉民族群众之间造下了民族偏见的恶果。致使不少回族群众认为学习汉文化便等于随了“汉教”、“越念书越离教门远”。经过这次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这种观念有所扭转，在各回族聚居地区相继办起了学校，有的甚至捐资修建学校，赞助学习汉文化，就是阿訇也积极学习汉文，“如苏君成璋，阿訇也，闻新学之益，遂去其业。而留学于兹，竟于警监学校及体育会毕业以归。”可见其变化之大。到四十年代时，回族学校在西北一些回族聚居的地区发展得相当快，人数急剧增加；同时大量汉文译著不断问世、流传。这些都是那种错误观念改变的最好说明。

(３)、推动了回族文化教育的普及，开发了民智，唤醒了民族自强意识。“对于宗教信仰的维护者来说，最主要的危险与其说是技术和自然科学的进步，不如说是人文科学的发展。人文科学揭示了知和行的内在统一，加强了人确信自己有权全面肩负起自己命运的责任。”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青年来说，在学校里不但学习阿拉伯文和汉文，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汉文，学习了政治、经济和自然的科学知识，至少视野开阔了，接触的领域宽广了，头脑中思索的问题也就深化了，从长期的愚昧状态中逐渐清醒了。著名记者范长江就曾这样说过：“受过文化洗礼的回族青年，不再如他们的乃祖乃父一样，成为严格的宗教信徒，因此以宗教的方法煽动他们来作无意义的冲突，已不十分容易了。他们从不平等的民族关系中，认识了自己的出路的困难，因而他们逐渐有了政治问题和民族问题，他们今后绝不会在无希望的盲目屠杀中，来找他们未来的光明，他们必定会进一步在民族平等思想下，来作有组织、有目的和有计划的努力。”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涌现出了不少回族革命者，他们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为祖国的解放贡献了力量。

注释：

①列宁《亚洲的觉醒》，见《列宁选集》第２卷第４４８页。

②④⑥⑧赵振武《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见《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③《斯大林全集》第６卷第４３页，１９５６年版。

⑤见《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⑦载《突崛》１９３４年创刊号，在南京创办。

⑨王浩然《中国回教俱进会本部通告》序，见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

⑩顾颉刚《回教的文化运动》，载（月华）第９卷，１９２９年创刊。

１１　１２　白寿彝《清真教育会记事》，见《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第３７９、３７８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１３（罗）亚·泰纳谢《文化与宗教》，张伟达等译。

１４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２年４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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