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是整个世界发生巨大社会变革的时代，伴随着这次历史性的转折，亚洲各地被帝国主义奴役的国家的人民相继掀起了一系列以提倡文化教育和唤醒民族意识为内容的民族民主运动。列宁曾指出：“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①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深潭中历经苦难的中国各族人民，在民族民主运动面前，始知“行”不足以自救，还要用“知”来指导。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号召人们起来推翻清封建王朝，建立起“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国家。历经清代数次起义失败而屡遭镇压的回回民族，从那种因劫难而消极“退居寺内，谨守拜功”②的失望中鼓勇而起，毅然投入到这个火热的民族运动中，充分显示出他们扼杀不了的民族自强性。其突出的表现是回族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首先觉醒。

一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社会经济凋蔽不堪，人民生活日益疾苦。作为中华民族一部分的回回民族，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同样遭受着灾难与困苦。尤其清末西北回族人民大起义失败之后，他们“不得不退却，不得不把委屈和耻辱、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③这正如赵振武在《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中所说的“乃变其积极态度而为消极，退居寺内，谨守拜功。”④马松亭先生在《中国回教与成达师范学校》一文中写得更为确切：“回民为保存本身的生命起见，由自立求进的状态，变成消极自守、不干外事的状态，放弃社会上的一切权利，专求宗教本身的推延，驯至养成回民仅富于宗教意识，而薄于国家意识。”⑤因而二十世纪前夕回族的社会文化教育几近空白，“阿衡之所倡，民教之所由，厥为寺之教育而已。”⑥基于这种原因，在二十世纪的民族民主运动中，乃激发了回族知识分子首先倡导民族教育，以文化知识来唤醒民族自强意识的积极性。

在镇压西北回族人民的大起义时，清政府采取“以回制回”手段，利用教派殊异，制造纷争，煽动械斗，致使同室操戈之事时有发生。这种内部的相互斗争，虽说是局部的，但它却削弱了反清运动的力量，不少群众把斗争的视线转移到一些细文缛节的教义纷争中，严重影响了回族内部的团结。也正是这种拘泥于细文缛节而争论不休的“精神战”，使回族“富于宗教意识，而薄于国家意识”。他们对宗教内部的一些不同见解、新的动向十分敏感，而对社会政治问题却并不积极。二十世纪初的回族知识分子针对这一弱点，便提出了“爱国等于爱教”、“保民就是保教”的口号。

在一些群众性的民事纠纷中，清政府还采取“抑回护汉”的民族歧视政策，致使回族群众与汉族群众之间的民族矛盾加深。而在镇压回民起义的过程中，清政府更是利用回汉杂居的特点，借端滋事，挑拨回汉关系，引起民族仇杀。于是不少回族群众开始产生了学习汉文化便等于随了“汉教”、“越念书越离教门远”的错误观念，以至引起对整个汉文化的盲目逆反心理。这种心理对回族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致使清末民初时的回族文化教育“厥为寺之教育而已”。因此，回族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学习汉文化的重要性，他们提倡新式的以中阿文并授的回族文化教育，进行宗教改良，唤醒民族自兴意识。

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运动时指出：“回族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故今后宜从事于回民之唤起，使加入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回族向以勇敢而不怕牺牲著名于世，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⑦历史发展的激流冲击着回族社会的各个方面，一些先进的回族知识分子，他们从当时回族社会状况中认识到只有回族自己觉悟才能够自立，才有希望求得回族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史实已有明鉴，“行”不足以自救，还要用“知”来指导。他们意识到，“暴政之下，保持回教于不绝，寺的教育实居首要。然而拘墟不变，使回民积渐而成今日之贫愚。”⑧“世界大势非注重教育；不足以图存。”⑨他们认为，当时回族社会发展缓慢，主要是由于念经的人多。念书的人少，“越念书越使教门兴”。当时的回族知识分子从自己民族内部和中国社会的深处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要振兴自己的民族，必须普及民族教育，进行宗教改良，唤醒民族自强意识，来推动全民族政治、经济的向前发展，与各民族立于同一水平线上。这也充分反映了广大回族人民群众在封建压迫和宗教束缚下，要求创造新的社会环境，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事业，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开拓祖国新天地的根本夙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回族知识分子从实际出发，掀起了一次设学校、创团体、办报刊和派留学生的热潮。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称此为“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輥?輮?訛，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二

１、清光绪末年回族中一些首先觉醒了的知识分子，联络各地有识之士，组织力量，倡导回族社会文化，提高民族意识，在各地相继成立了数十个回族文化团体。这种文化团体发展迅速，到四十年代时竟增加到七十多个。兹就几个主要的团体作一简介。

（１）东亚清真教育总会。１９０６年，童雪从日本留学归来后，在江苏镇江发起成立“东亚穆民教育总会”，后又改称“东亚清真教育总会”。他成立此会的目的“盖欲为中国全体回教谋教育普及也”。总会会员达五十多人，多为热心于回族教育事业的乡贤、商人和知识分子。他们呼吁各方人士赞助本地的回族教育，积极创办学校，推行新式教育，一时镇江地区的回族小学教育得到了很大的普及和发展。

（２）留东清真教育会。１９０７年，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回族学生，创立了“留东清真教育会”。会员是来自国内十四个省、市的三十六位回族学生。“教育会是以联络同教情谊，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为宗旨，凡关于教育普及、宗教改良各论说，随时编辑，印送内地同教，以提倡而劝导之。”?輥?輯?訛

（３）中国回教俱进会。１９１１年，以王浩然为代表的归国留学生和国内的一些回族知识分子，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并在各地相继成立分会。意在联络各地回族进步力量，推动全民族新式教育的发展，促进回汉民族团结。王浩然在《中国回教俱进会本部通告》序中写到：“世界大势非注重教育，不足以图存。遂即提倡兴学。”“回汉相处，千载有余，而乃交哄时闻，感情恶劣，殊非五族一家之道。汉、满、蒙、藏，譬犹兄弟，操戈同室，贻笑外人。”他们已认识到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还注意到发展商业经济在当时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吾国商业方在萌芽，此时若不急图国外之贸易，他日商务殷繁而无尾闾之泄，必受绝大之影响。”由于回族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有深刻认识，且在行动上也表现得坚决勇敢，因而该会得到族内大部分知识分子以及族外人士的支持和赞助，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此外，当时还有天津杨仲明创立的“清真教育会”；清河陆军预备学校回族学生和京师公立第一两等小学校学生联合创立的“清真学会”。这两个团体虽然创立，但未能发挥大的作用，终致夭折。１９１７年，京师公立第一两等小学学生又创立了“清真学社”；１９２５年在上海出现了“中国回教学会”；１９２８年北京各大学回族学生创立了“伊斯兰学友会”和“追求学会”；在陕西、甘肃、青海、南京等地也相继出现了类似的回族文化团体。这些回族文化团体，主要都是由回族中先进的知识分子筹备、创建，其宗旨大体都以推动民族教育、创办学校、阐扬伊斯兰文化为核心。

２、民国以前，回族的文化教育，仅以寺院经堂教育为主，社会文化教育几近空白。因而当时的回族知识分子深感传统的、以专习阿文的回族教育方式，已不能适应不断发展了的新社会。这种教育，谈不到什么时代精神、民族意识，无形的与中国社会隔绝。所以只有推行新式教育，普及回族的社会文化教育，才能使回族得到振兴。在这种时代意识的支配下，一股办校热潮在回族知识分子的倡导下兴起。

（１）回教师范学堂。１９０７年，王浩然从土耳其等国考察教育回国后，和王友三、达浦生等人在北京设立了回教师范学堂。校址在北京牛街礼拜寺内。学校除授经文外，还特设各门自然的和社会的学科，“是为中国回教有新式学校之权舆”。第二年，马邻翼等人又在北京设立京师公立清真第一两等小学校。随着这两个学校在北京的设立和推行新式教育制，各地的回族学校也普遍出现。

（２）成达师范学校。１９２５年，马松亭、唐柯三等人联络济南的一些回族知识分子，以“造就健全师资，启发回民智识，阐扬回教文化为宗旨”，在济南设立了回教师范学校，定名为“成达”，即取成德达才之意。校址在济南西关杆石桥穆家车门清真寺内。此校于１９２９年迁到北京。该校除设阿文经典课外，增设历史、地理、汉文文法、法学等现代学科。经过十几年的努力，造就了一大批回族知识分子。毕业生有的派往埃及等国留学深造，有的派往陕、甘、新等回族聚居的西北地区，以从事边疆回族教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社会效果。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学校，在当时还有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宁夏蒙回学校、北平西北公学、云南明德中学、青海昆仑中学等。到四十年代时，在这些回族学校的基础上，几乎全国凡是有回族聚居的城镇都设立了回族学校，发展相当广泛，影响十分深远。

３、在创办文化团体、广设学校的同时，以阐发伊斯兰教义，提倡新式教育，沟通文化，传达各地回族消息为主要内容的刊物，如雨后春笋一般相继出现。自光绪末年起到四十年代时，有关这方面的刊物，竟多到七十多种，其中多数为回族知识分子创办。

（１）《醒回篇》。１９０８年，留学日本的回族学生在日本创办。它是回族历史上最早的刊物。它虽只出一期，但它在近代回族文化史上起了第一个“号角”的作用。

（２）《月华》。１９２７年１月创刊，由马福祥、唐柯三、马松亭等人在北京创办。其内容主要是回民教育和伊斯兰教义方面的，但也广设其他学科，如史乘、文艺、回民概况等。该刊初为旬刊，１９４７年后改为月刊。《月华》是当时各回族刊物中影响最大、历时最久的刊物，不但在国内颇有影响，也曾行销国外十几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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