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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是不可缺少的历史需要吗？！
纳吉布·哲巴里`
没有一个提出的问题或概念会像文化冲突这一问题那样在全世界研究者、思想家和政治家中间激起如此的喧嚣和争论。他们每个人都从自己的位置出发处理和关注着这一问题，以至使其成为点燃人类思想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出于探讨这一问题的愿望，我们向尊贵的读者献上这篇短文，它包含着我们对这一敏感问题的观点，这一问题已经成为每个观察世界事变，受其周围新发生事件影响的人最为关心的问题。愿这篇短文能为丰富这一问题的讨论作出贡献。
大
事
记
自从罗马教皇阿里亚二世于１０９０年从法国南部发动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十字军东征至今，十字军战争的心理一直控制着西方人的思想，决定着他们的感情和对待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立场。自古以来，西方欧洲和东方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一直相当紧张和复杂，它是建立在吸引与排斥的辩证基础上，建立在敌人引诱对方，要控制对方，与对方冲突，有时甚至要毁灭对方的基础上。
冷战结束，苏联崩溃，华沙条约瓦解，第二次海湾战争，西方与阿拉伯人的关系随即达到了冲突和敌对的顶峰。上述事件为美国举起新世界秩序的“火把”开辟了道路，这一新世界秩序是建立在体现美国人的力量和思想的单极基础上的，这驱使美国将一种特殊的思想体系和生活方式强加给全世界，谁若想反抗这一秩序，那他就被指控为煽动冲突和恐怖主义；谁不服从这一秩序，等待他的就将是断交、封锁、剥夺权利等厄运，如果需要，还会用武力教训他。
“９．１１”事件引起对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愤怒和侵犯，这集中体现在美国总统布什的声明中。他在声明中说，美国和西方一起进行的所谓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是一场新的十字军战争。同时，意大利总统拜尔塞库尼也不负责任地称伊斯兰文化下贱、堕落。这一切都暴露了隐藏的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敌意，这种敌意实际上并非现在才有的，而是植根于很久的古代。最近的表现则是以敌视伊斯兰教而知名的作家、思想家拜尔纳尔德·鲁易斯在１９９０年底所作的一次报告，报告的题目是“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他在报告中预言伊斯兰教与西方冲突的必然性，声称伊斯兰教反对他人，崇尚分歧，主张专制。他的一篇题为“伊斯兰教狂热”的文章与上述报告亦同出一辙。１９９１年法国人詹·克鲁德·巴鲁出版的一本书，题目是“总论伊斯兰教和专论第三世界”，也无不流露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仇恨。追随这一潮流的还有意大利女作家，《狂热与自大》的作者奥尔亚娜·法拉奇，她在书中毫不掩饰她对穆斯林及其宗教长期以来的仇恨。
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关于文化冲突的论文，即美国战略专家、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萨姆维尔·亨·亭顿的一篇文章。这是最为活跃的文章和思想之一，也是传播最快、引起批评和争议最多的文章和思想。它的理论是建立在对相互碰撞、冲突和文明的奇怪的分类上。文章中引证了一些紧张焦点，称之为构成伊斯兰文明和其它文明如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之间经常性摩擦和碰撞点的血界。
亨·亭顿认为文化冲突绝对重要的因素是宗教，另外还有历史因素、语言因素和传统因素。为此，他引证了波黑和克罗地亚之间、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之间、土耳其与希腊和保加利亚之间及印巴之间的冲突。
这位美国专家在回答遭到的批评时说：“人们严厉地批评我，因为我在我的关于文化冲突的文章（指１９９２年发表在美国杂志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ＩＳ 上的文章）中谈到了伊斯兰的血界。尽管如此，这个说法还是表达了在波斯尼亚、车臣、克什米尔、印度、巴基斯坦和苏丹存在的现实，盛行这些国家的暴力还将每每存在于穆斯林和信仰其它宗教的人民之间。穆斯林比任何其他文明都更热衷于这类斗争，这里有统计数字证明这一点。”
但是现实戳穿了这位美国专家的假想。事实是侵略来自另一个方面。自１７９８年至１９５３年伊斯兰世界遭到西方多次侵袭。最著名的是罗马教皇和殖民主义先锋点燃的十字军战争，拿破仑对埃及的进攻，英、法、以色列１９５６年对埃及的侵略。第二次海湾战争后，西方的攻击更是危险地变本加厉、引人注目，预示着真正的文明间的战争，谁也不知将是怎样的毁灭性的后果。
亨·亭顿关于伊斯兰世界及其与西方文明的关系的文章和法兰西斯·福高雅玛关于历史的终结的论文，出自对西方人文明地位的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和特殊价值感，说明西方仍想强迫别人，将建立在现代、世俗和全球化基础上的文明模式强加于人，并且不管你愿意与否，也要使这种文明模式植根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
通过历史事件我们可以了解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关系的性质，可以清楚地看到自伊斯兰教出现并作为一个世界使命走出阿拉伯半岛以来，冲突的语言和逻辑就一直统治着两个文明间的交往。在我看来，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是西方列强上世纪即开始的图谋的结果。现在不过是美国极力要将一种特殊的价值体系和一种生活模式强加于全世界，而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文明、文化、思想和经济的相互影响，并无力地为此辩解说，文明因素将决定未来的世界冲突。
如果说这就是西方人——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如果说上述一切即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现象和战略，那么它与其他人的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冲突并不一定是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而是与整个人类。因为，实际上这是一场善与恶的冲突，全世界将团结一致反对邪恶轴心——美国，并借真主的襄助和力量将它消灭。
伊斯兰文明在文明冲突论中的位置
对亨·亭顿文章所体现的关于文明冲突的理论，伊斯兰研究人员和思想家所关心的是伊斯兰文明在他的论题中的位置。从根本上说，他的论题是要将伊斯兰教定为一个新的战略敌人，应该说又老又新的敌人。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亨·亭顿开始关心各地及有限的伊斯兰世界的某些地方出现的紧张和暴力焦点。他据此批判整个伊斯兰文明，忘记或装作不知西方国家本身存在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印度的印度教等的发展和它们活动的增加，以及对本国政治面貌的影响等。
这里需要谈的是在这些文明冲突中各个文明的位置。如果说对立发生在穆斯林与其他民族之间那我们要问：谁是侵略者，谁是牺牲品？谁是原告，谁是被告？谁是攻击者，谁是防御者？
亨·亭顿对所有这些问题保持沉默，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伊斯兰文明的本原、宽容和高尚的最有力的证据是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从来没有为了自己的目的消灭西方文明的特点和个性。关注伊斯兰历史事件和穆斯林生活的人，研究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原则和立法的人会发现，伊斯兰教没有也不会承认冲突，反对冲突和强迫。“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因为正邪已经分明了。”（古兰经黄牛章２５６节）主张正义，善待别人，平等宽容，和全人类之间的合作，“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中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在真主看来，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真主确是全知的，确是彻知的。”（古兰经寝室章第１３节）。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说：“阿拉伯人和外国人谁也不比谁优越，而只是看谁比谁更虔诚。”
因此，事情不在于文明间的冲突或碰撞，而是对文明的侵犯，具体说是对伊斯兰教及其价值等的侵犯，是对穆斯林过去的精神和他们的理智的侵犯，他们要坚持伟大的古兰经，坚持认主独一的信仰，他们这种信仰自从在麦加出现后就与偶像崇拜、多神教和欺压作斗争，今天仍在与新的偶像崇拜、现代多神教和反对人间平等、种族主义欺压等作斗争。
今天人们谈论的冲突并非一定要发生在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之间，而实际上是善与恶、正教与异教的冲突，是光明与黑暗、真主之路与邪恶之异教的冲突。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而非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制造了文明间的冲突，是西方捏造凌驾一切的西方思想。而伊斯兰文明则永远象真主所说：“真主应许你们中信道而且行善者（说）：他必使他们代他治理大地，正如他使在他们之前逝去者代他治理大地一样；他必为他们而巩固他所为他们嘉纳的宗教；他必以平安代替他们的恐怖。”（光明章第５５节）
文化冲突批判
除上述外，阿拉伯和西方大多数研究者和思想家首先批评的一点是，亨·亭顿对文明的奇怪分类，他将原本有着共同特点和根源的美国和拉丁美洲文明与西方文明区别开来，他还将宗教因素视为文明冲突首要的和唯一的原因。这是严重的，是对形势的错误分析，也是对伊斯兰教的肤浅认识。此外，称文明间的冲突或碰撞也违背事实，缺乏合乎逻辑的具体论证。丰富的历史资料所肯定的恰恰与此相反。
无疑，亨·亭顿所说冲突是指社会各种制度、组织结构中发生的竞争、吸收、适应等机制，但这一切与冲突无关。每种文明都需要与其它文明联系、相互影响，这是对人类文明有益的一种人类文明史现象。
这位美国专家的错误理解在我看来是由于他没有弄清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而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是众所周知的。此外，他在给文明分类时没有与他在谈及伊斯兰文明时使用同一标准。他将西方文明按地理划归西方，将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划归所在国家，将非洲文明划归该洲，将孔子文明划归中国哲学家孔子，唯一被他划归到宗教的文明是伊斯兰文明。以我的宗教起誓，他这样分类简直是胡来，违背了科学方法。特别是这种错误发生在一个在世界思想界有着特别分量的专家、思想家身上，实在无法解释。赛义德·萨迪格博士则认为，亨·亭顿令人诧异的分类是由于他忽视了阿以冲突的文化宗教性质，他说：“他是在误导读者。他将犹太文化归于连伊斯兰文化也属于其中的他称之为的东方文化体系之中，而事实是犹太文化早在十九世纪末就伴随着建立大以色列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出现与东方根基割断了联系。从那时起，它就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计划融合在一起了。以后还会有千百个研讨会和著作推销基督教犹太文化概念，所有人都会假装不知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压迫和仇恨的沉重遗产。
亨·亭顿所说文明冲突理论促使美国和西方凭借自己物质的、科学的和信息的力量实行霸权主义和否定别人——东方，时而在“保护”的掩盖下，时而以“自由”、“开放”和“全球化”的名义控制东方精神和物质的财富。
全球化和文化冲突论
一般地说，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特殊地说东方贫困国家，都面临着美国霸权主义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纯粹是一种运动或一种政治经济道路，它的最大战略是资本控制一切，控制人们的行为、思想和对事物的观点。事实上，全球化主张与文明冲突论密切相连。如果说全球化追寻的一个目标是为大工业国的产品寻求畅销大市场，使小国仅为消费市场，负债累累，管理瘫痪，那么它不可避免地会在将这种文化强加在一些人民身上时遇到困难。这些人民不会放弃自己的遗产，会固守着自己的宗教、思想财富和社会经济价值。因此，为了实行全球化，就必须消灭信仰，融解文化，改变个性。当一些人民或国家宣布拒绝全球化、反抗全球化的野蛮目的时，就产生了文化冲突论。意思是说，东方文明落后，不易接受西方发达的文明，将文化碰撞论与全球化文化别有用心地混合在一起，其目的即由西方控制世界，巩固其单一的组织，泯灭个性，重新产生出一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军事上单调的文明模式。肯定的是，所有迹象都表明，现在所说的这种全球化正走进死胡同，这条路与真主创造世界相违背。伊斯兰个性是建立在为“古兰经”、“圣训”所巩固了的精神价值的基础上，并成为这种精神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的穆斯林是不放弃或轻视这种个性的，否则就失去了他存在的理由。要接受全球化文化，就要尊重对方，肯定对方的个性、价值和信仰，实现某种融合和文明间的对话。
冲突还是对话？
我们不能将文明间的冲突看作是与文明间的对话无关。这是不可分离的互补的两个过程。主张对话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一个特点。当亨·亭顿的关于文明冲突的理论在全世界传播时，有一种合乎逻辑的代替它的东西很快被召唤了出来，这就是文明对话。在所有场合人们都有力地主张文明对话，为了使世界免遭不幸和文化冲突的灾难，人们都为实现文明对话作出了努力。
就这样，一般地说，人类历史只是在先有文明间的冲突，才有文明间的对话和相互影响的。你怎么会相信各文明间的关系只是冲突和碰撞，而不是相互影响和对话呢？
在人类文明史上，各文明间的对话总是经常的、永久的。的确曾有过竞争和相互作用，这也是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原本是朝着文化建设的方向和有意识地响应时代的挑战。这与亨·亭顿炮制的文化冲突相反。后者主张否定和控制别种文化的文明中心主义，树立偏执的单一模式的文明。
我认为，最大的错误是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西方达到的文明和进步曾经是东方诸文明与其在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相互影响和相互帮助的结果。在许多历史时期，东方曾向西方提供文化原料，西方因此创造了某些形式的文化。
无疑，代替冲突的选择只能是对话，对话是合法的、必要的，是人类不可避免的义务，是宇宙现象，是变化的动力基础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内部多样化和相互作用的现实，是各文明相聚和互补的有益方式。１９９３年英国皇储查尔斯王子在牛津大学伊斯兰教研究中心发表了大胆的讲话，加强了意识到文化交流法则的这一对话趋向。他说：“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再也不能相互疏远、不共同努力解决共同问题而生存下去了。我们应一起丰富我们的经验，应该相互理解我们的事情，相互宽容一起承担责任。”
最后，但不是讨论的终结，历史的必不可少的需要存在于对话当中，对话是人类的要求，是道德义务，是各民族的人民间合作共处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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