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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神与渎职神的对峙
-------伊斯兰文学与西方文学比较之一
伊斯兰文学是伊斯兰教义在文学中的反映。随着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的复兴以及在整个西亚北非地区的广泛传播，以《古兰》为标准的阿拉伯语不仅统一了这些地区使用的语言，而且给这些地区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发展。譬如，在倭马亚时期，诗歌创作曾一度复兴和繁荣。以创作颂扬诗、政治诗为主的大马士革文学中心和以创作教派诗为主的伊拉克文学中心的形成促进了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使以创作爱情诗为主的半岛文学在创作观念和创作题材上都得到了更新。阿拔斯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伊斯兰文化进入了空前发展的新纪元，作为伊斯兰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伊斯兰文学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正如许多文学史家所指出的，阿拔斯王朝是伊斯兰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阿拔斯王朝在５００多年里鼓励广大穆斯林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活动。穆斯林作家一方面继承具有沙漠文化色彩的贾希里亚时期蒙昧时期文学遗产，一方面吸收、借鉴倭马亚时期文学创作的丰富经验和域外文学的优秀成果，推陈出新，开创了文学繁荣的新局面。
伊斯兰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通过文学作品激励广大穆斯林牢牢坚持自己的崇高信仰，敬主爱人，同一切敌视伊斯兰的势力作不懈的斗争。譬如，在穆圣时代，麦地那就有以哈桑·本·萨比特、克立克·本·马立克以及阿卜杜拉·本·拉瓦哈为代表的文学团体。他们的作品基本上围绕着颂扬、自豪、讽刺三大主题，即颂扬穆圣和伊斯兰教，以敬仰安拉而自豪，对拜物教、多神教予以尖锐的讽刺。如阿卜杜拉·本·拉瓦哈在诗歌中写道：
在疆场上奋战搏杀，
有先知为我们助战，
更有《古兰》的指引，
纵然迎战千军万马，
稳获全胜不在话下。
哈桑·本·萨比特在其诗中写道：
谁斗胆冒犯穆圣
我必反抗且愤怒。
维护穆圣的利益，
回报必在安拉处。
父亲、祖父及我的名誉，
是保卫穆圣的防护。
你竟敢和他较量，
真是昆蜉撼大树，
无异于弥天罪过。
哈桑·本·萨比特出身于叶斯里布赫兹拉吉部落名门，系穆圣母亲的后裔。他的祖上三代都是诗人。他从小受家庭的影响，爱好文学，尤其是诗歌，年轻时就成了部落里颇有名气的诗人。皈依伊斯兰教后，他受到穆圣的器重，被誉为“穆圣诗人”，一直追随穆圣，为弘扬伊斯兰建立了赫赫功勋。哈桑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作，从内容来看，前期以自豪诗和讽刺诗为主，后期以颂扬诗为主。他的诗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歌颂穆斯林军队在安拉的佑助下克敌制胜的，很富有时代气息和历史意义。例如，他写道：
凭着对主的顺从钦敬，
和对使者的一片虔诚，
仰仗众勇士威猛绝伦，
和伽百利天使的玉成，
白德尔一战我们大获全胜。
刀剑压在尔等肩上，
任凭我们横砍竖战。
一处歼敌七十强，
俘获更难计数量。
异教徒溃不成群，
如鹧鸪惶然逃奔。
白德尔一战古菜氏耻辱加身，
成笑柄万世谈论。
哈桑的这首诗不仅体现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信安拉、信使者、信天使，而且还表现了作者的坚定立场。哈桑作为“穆圣诗人”，坚持伊斯兰教反对用夸张手法作诗的原则，将作诗原来沿用的浪漫主义逐步转向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为主，重视对历史题材的开掘，作品贴近生活，明白易懂。哈桑是阿拉伯社会由贾希里亚时期向伊斯兰时期过渡阶段为数不多的杰出诗人之一。文学评论家伊本·库特巴在他的《诗歌和诗人》一书中对哈桑为“叶斯里布最优秀的诗人。”（转引自艾希·法拉古·伊斯法哈尼《诗歌集》）总之，哈桑的诗作体现了伊斯兰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为后来的穆斯林文学家所学习和借鉴。
如果说，伊斯兰文学是以伊斯兰的崇高信仰，尤其是坚信安拉为文学的出发点，那么，西方文学（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至２０世纪初的西方文学）却往往蔑视神祗，将人自己当作神来歌颂和崇拜。众所周知，１９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进一步动摇了在文艺复兴时期受到重创的基督教文化价值实体。“数千年人类历史存在过的东西，今天好象都在崩溃。”（转引自赵修义《现代西方哲学纲要》）１９世纪末尼采提出了“上帝已死”的命题，它使西方文化赖以生存的伦理基础彻底瓦解，从而引起了巨大的社会震荡和对传统价值观的全盘否定，一切都变得无序化，人们所面临的是幻灭、空虚、失衡和无奈。当时，正如英国诗人奥登在《瞬息》一诗中描绘的那样：“冬天是一个纪元的尾声，它将万物夷平。”到了２０世纪初，蔓延西方的“上帝黯然失色”的信念进一步潜入人们的灵魂，积淀在人们的心理结构中。这一以渎神为特征的思潮不可避免地感染了许多西方作家。例如帕特里克·怀特在其长篇小说《姨妈的故事》中描写了一位飘零孤女希奥多拉，她要打破“这个由上帝创造的，旨在窒息个人自由意志的旧体系、旧秩序。”她的渎神之举曾屡遭霹雷的“惩戒”。然而，尽管希奥多拉已经意识到“这是上帝对我发出的警告”，尽管传教士霍尔斯修斯最后再三规劝她放弃痛苦而又无谓的探求，回到合理的生活中来，她还是一意孤行，偏执狂般地追求自己的“自我价值”。希奥多拉在反叛上帝之后，便和一个统一的，以逻各斯为中心的世界分道扬镳。她发誓，要在自我毁灭中求得自我超越。当自身的社会本质丧失殆尽时，她成了一个完全异化的人。长篇小说《人类之树》的结尾是《姨妈的故事》尾声的改写。一位年轻的传教士向小说的主人今斯坦·帕克宣扬“灵魂得到拯救的荣耀。”斯坦对这位闯入他花园的不速之客极为反感和恼火。此时，他心里想的不是上帝的恩赐，而是他自己一生奇迹般的拚搏。他用手杖指着地上的一口唾沫忿忿地说道：“这就是上帝。”《人类之树》中的斯坦显然是一个渎神者。小说中描写了他去做早礼拜的情景：“教室被笼罩在信仰的苍白
与萧瑟之下……谁都呆头呆脑，一张张脸都露出踌躇的表情在等待上帝的降福。牧师给别人灌输信仰是机械的、专制的，简直可以说是用一
钅郎 头给你钉进去”。斯坦“站在教堂里，脑中越发空荡荡”，“他终于醒悟了：我不能祈祷，因为这是毫无用处的。’”他果然违背了自己从小对母亲许下的诺言，“既没有成为传教士，也没有当神学院的教师”，而是选择了父亲留下的一块未开垦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他着手建设自己的世界棗一个不需要上帝的，以人为中心的世界。《沃斯》是继《人类之树》之后的又一部渎神之作。《沃斯》中的罗拉小姆和斯坦一样，是一个名付其实的渎神者。小说中这么写道：“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他对宗教的教条就已经有些怀疑，”不久，“她不再象以前那样诚心诚意地相信上帝了。”而小说的男主人今沃斯则是斯坦这一雏型的进化。但和斯坦不同的是：沃斯对上帝的挑战并没有局限于自身，而是将它扩延到了群体。他率领了一支讨伐沙漠的远征队。队员中甚至包括基督徒帕尔弗菜曼。他将沙漠视作对自己超人意志的考验，把对荒野的征服看作是一种信念的证明，即人通过炼狱可成为自己的上帝。这种堂吉诃德式的妄尊自大最终把沃斯引向自生自灭的绝境。为了摆脱自身面临的危机，为了探求新的精神出路，沃斯选择了一条自觉寻求磨难的道路。他试图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作为一种行动哲学的符号来重书“受难与赎罪”的古老话题，期待在自我消解、自我吞噬的悲壮音符中达到“理想的彼岸”。
总而言之，在许多西方作家的笔下，充斥着一个个离经叛道的渎神者。他们是一群游离于典雅社会以外的幽灵，是飘落于荒漠世界里的孤魂，过着焦虑、狂妄和自我放逐的生活。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把激情误认为真理，把孤立无援的自我视为宇宙的主宰，企图用它来弥补信仰萧条后留下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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